文汇报记者 王筱丽 实习生 祝子杨
黄河路、国泰电影院、淮国旧、华亭路……一张专属于《繁花》的公交路牌，成了美琪大戏院大厅观众晒票根的热门机位。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现象级舞台剧《繁花》三部曲·终季正在美琪大戏院热演。2017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宣布将这部金宇澄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全景式搬上剧场舞台，成为国内戏剧界仅见的三部曲舞台大制作。
9月初，终季演出首轮开票仅10分钟即收获超100万元票房，剧组又紧急增开了两场。自2018年1月首演以来，话剧《繁花》收获百万级关注、千万级流量。这背后，是沪语舞台剧乃至上海本土文化的一次“复兴”。这八年间，包括电视剧《繁花》在内的一众影视爆款诞生，多部说“上海闲话”的话剧、音乐剧也陆续登台。身为导演，马俊丰“庆幸”选择了三部曲的方式来呈现《繁花》，伴随着观众经年的注视，作品成为上海一段特别的文化记忆。在剧组里，马俊丰总是不自觉地被作品朦胧暧昧的气质所吸引，正是这份“入戏”造就了他创作的自觉：“当你要完成一部地域的文艺作品时，就要背负起帮助这个城市树立文化形象的责任。”
十二宫格里的众生相
《繁花》终季首演当晚，原著作者金宇澄照例出现在剧场。“这是三季以来，他唯一一次看完没有提任何意见。”马俊丰告诉记者。金宇澄曾评价，他最喜欢的便是舞台剧《繁花》的生命力，“它是我笔下上海的另一个原型”。从本季建组之初，金宇澄就在排练现场与主创们展开深度对谈，回溯创作源头，将角色背后的原型故事与时代背景细细拆解。第一季开始，舞台剧始终以“忠于原著”为创作核心，通过多层次叙事与视觉语言，将金宇澄笔下错综复杂的时空与人物命运娓娓道来。从小毛、阿宝、沪生、姝华、李李等主要角色的悲欢离合，到大自鸣钟、莫干山路、思南路等城市地标的时代蜕变，舞台以极具质感的布景、方言对白及年代符号，还原了小说中“上海的肌理与呼吸”。
“观众有时要平视，有时要仰起脖子看，就好像这个城市的格局。”演出开始前两个小时，记者与马俊丰坐在观众席，注视着庞大的“十二宫格”。继第一季以转台装置打造“流动的盛宴”，第二季以履带、车台等装置展现“匆匆的过客”之后，终季突破性地采用十二宫格“众生相”的形式，串联起弄堂与都市。一格一浮生，平凡的人们在一个个小舞台里生活、相遇、告别。每一个既象征着安全的家，又好似是逼仄的格子间，将人限制在其中。在上海大剧院的地下排练厅排练时，剧组几乎1∶1地将十二宫格放置其中。“当时我们都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故事载体，直到它进入剧场，一个丰富、灵动的表演空间一下子就立了起来。”马俊丰说。
方言背后的上海生活状态
“在台上用上海话演戏，自然而亲切，语言本身就成了表演的一部分。”在《繁花》话剧中饰演“阿宝”的演员金珈，这样形容用沪语演绎作品的独特体验。如果说《繁花》的故事与人物是筋骨，那么方言台词便是鲜活的血肉。第一季落地前，剧组便有过是否要用普通话演剧的讨论。“当时最大的顾虑就是传播。”马俊丰告诉记者，“但一部用吴语写就的故事，如果不用方言来演绎，它的艺术质量会大打折扣。”金珈告诉记者，他和演员们曾尝试着用普通话演戏，但“完全行不通”，“语言节奏、语言态度，甚至人物关系，都变了味”。
起初，抱着“让上海在舞台上生动一次”的想法，马俊丰投入进了《繁花》剧组。如今，随着终季上演，他愈发相信“优质的文化样态可以塑造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想象”。首演当晚，马俊丰和演员们一同在剧场外进行SD（演职人员出入口，散场时演员们会从这里离开，与观众简短交流）环节，有热情的粉丝告诉他，自己看了50场《繁花》。观众的追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沪语文艺作品甚至沪语演员的稀缺性，马俊丰坦言，“舞台剧《繁花》很难找到第二套班底”。
《繁花》的巡演足迹并不局限于长三角，北至北京、南至香港。其中金珈印象最深刻、也最感压力的一场，是在北京——“有没有人看？看不看得懂？反响会如何？”然而，演出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在金珈看来，《繁花》打动外地观众的，是故事所呈现的那种鲜活、具象的上海生活状态——弄堂里日常的烟火气、人与人交往的独特腔调与节奏；更是这种特定状态包裹之下的，跨越地域的普遍人性内核——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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